2015年貨幣有效性

1、關於貨幣政策有效性有哪些理論啊

貨幣政策有效性理論

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指根據經濟變化的徵兆來調整政策取向，當經濟出現衰退跡象時，貨幣政策偏向擴張；當經濟出現過熱時，貨幣政策偏向緊縮。這種政策取向的調整，最終反映到物價上，就是保持物價的基本穩定。�

在我國貨幣政策管理中，中央銀行是以比較平穩的貨幣供應量增長來實現穩健的貨幣政策操作的。從一般貨幣理論看，對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有兩種不同的操控手段：恆定與權變。前者認為，只要貨幣供應量保持固定增長率，公眾就會作出合理預期，從而使物價收斂於穩定。後者認為，貨幣供應量應隨經濟的變動，由央行隨時調節。前者的缺點是過於僵硬，在現實中幾乎無法運行；後者則因政策制定者預測的主觀性與公眾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的沖突而受到挑戰。因此，不少國家採用預先公布貨幣供應量增長區間的方式進行調控。在我國，也有人認為控制貨幣供應量不是好的貨幣控制手段，應以利率作為調控的中間目標。其實，我國的利率還處於管制階段，企業還處於對利率不敏感時期。在這種條件下，央行放棄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轉而用調整利率的方式來影響經濟，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執行穩健貨幣政策的手段�

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傳統的貨幣政策三大工具都得到了較好應用。首先，2003 —2004年，央行兩次調高存款准備金率，雖然分別只上調了1和0．5個百分點，卻產生了很大的市場效果。上世紀90年代央行也曾多次調整准備金率，且調整幅度大大高於這兩次，但 市場幾乎沒有反應。這說明我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已經很高。其次，公開市場操作日臻成熟。央行在市場上通過公開買賣國債，向商業銀行體系放鬆或收縮銀根，從而起到調控貨幣供應量的作用，使穩健貨幣政策的執行得以保證。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以及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形成的貨幣供給的快速增長，央行在國債買賣之外加大了央行票據的發行，以沖銷人民幣的過快增長。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交易量2003年達到14萬億元左右，2004年也有近12萬億元，大大超過其它證券市場的交易量。第三，利率手段的運用日益重要。2004年初，商業銀行和信用社貸款利率的浮動上限被放寬至央行基準利率的1.7倍和2倍。到當年10月，存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同時放開了商業銀行存款利率的下限和貸款利率的上限。特別是後一次利率調整，雖然幅度很小，但對市場的影響很大，甚至國際金融市場和一些國際原材料市場的價格都因之下跌。這說明我國市場經濟進程和經濟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利率的 提高，使市場得到非常明確的信號，央行對經濟過熱的調控作用進一步加強。�

央行還通過票據再貼現政策、窗口指導以及發布對某些風險的提示來實施宏觀調控。可以看到，央行不再依賴單一的政策，而是比較熟練地運用一系列微調手段，前瞻性地出台一系列措施，以達到綜合的政策效果。這種組合拳式的調控方式，將是今後的主要調控手段。緊縮貨幣政策一般是在經濟出現通貨膨脹政府財政/金融管理部門通過加息來抑制消費增長，控制物價的過快增長，以達到控制通貨膨脹的目的。

從緊的貨幣政策：
一是當前宏觀經濟過熱的現象並沒有得到明顯有效的控制。4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一季度我國GDP增長9.7%，這表明快速奔跑的我國經濟列車還沒有慢下來的跡象。分析一季度經濟運行和走勢，其中投資增長過快、新開工項目過多、某些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依然存在，並由此造成主要原材料、能源、運輸等「瓶頸」約束加劇。統計顯示，3月份的CPI已經達到了今年宏觀調控的臨界值3%。一系列問題的凸顯使得央行必須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盡快破解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問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二是必須切實加強金融資源配置對經濟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銀行信貸資金運作不可能游離於經濟之外，但金融在促進經濟資源有效配置中發揮重要反作用。報告顯示，今年3月末，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9.1%；狹義貨幣供應量(M1)同比增長20.1%；市場貨幣流通(M0)同比增長12.8%。廣義貨幣和狹義貨幣的增長幅度繼續高於同期GDP和CPI增長幅度之和。一季度金融機構實際增加貸款8351億元，佔全年預期目標2.6萬億元的32%，同比多增247億元。如果銀行信貸投放不正常擴張，銀行信貸升溫，則可能為需求增加新的泡沫，給通脹帶來新的壓力，為經濟過熱推波助瀾。特別是有些投資方自有資金不足，想方設法套取銀行信貸資金，甚至有的建設項目成為由一家或幾家銀行來承擔大部分風險的「銀行項目」，以至形成新的產業結構不合理和信貸資源的錯配，發生新的銀行不良貸款，積聚「短存長貸」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從4月25日起，對所有金融機構普遍提高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將一次性凍結金融機構可用資金1100億元左右，這對收緊銀行資金流出的「閥門」，防止貨幣信貸總量過快增長，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下一階段貨幣政策的取向是適度從緊,但要防止急剎車,避免大起大落,要促進經濟平穩發展。這說明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總體走向仍是穩健的，是穩健目標下發出的「緊縮」信號，也表明中央調控部門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日漸明朗，加強宏觀調控力度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日漸科學，今後將會更多地通過運用市場手段來實現調控目標。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將獲得有力的保障。

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情況再次表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在經濟趨於過熱，謹防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央行、各金融監管部門應強化對金融業窗口指導的力度，督促金融業審時度勢，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保持速度、提高質量、增強後勁，為經濟、金融協調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2、試述我國近幾年的貨幣政策及其實施效果.

近七年我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效果評述
——兼評經濟增長模式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決定將我國實施了近七年的積極財政政策轉變為穩健的財政政策，從而宏觀政策由「一積極，一穩健」轉變為「雙穩健」。這是繼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決定後針對我國當前經濟局部過熱的又一重大舉措，如果說加息是臨時性的急救措施，那麼這次財政政策的轉變則是戰略性的。而討論清楚過去七年來宏觀政策實施的具體效果是很有必要的，這可以為我們以後的政策制定和體制改革提供借鑒。

歷時近七年的「一積極，一穩健」的宏觀政策

至1996年底我國的緊縮政策成功地將當時的高通貨膨脹降了下來，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加上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整體上陷入了通貨緊縮的狀態，在這種內外交困的環境下，中國政府於1998年毅然決定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在建國以後尚屬第一次，同時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至這次財政政策的調整，這一整體上積極的宏觀政策歷時近七年之久，前後能持續如此長時間的宏觀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見的。

（一）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

一方面，每年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投資大量的項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資產投資，拉動了經濟增長。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期間，中央政府每年發行1000億—1500億元的長期建設國債，僅從1998年至2004年7月間，累計發行9100億元。但財政的這種資本性支出的帶動作用更大。在中國，政府資金具有引導效應，比如政府上一個項目，銀行就爭著給貸款，這種「政府投資、銀行跟進」所形成的投資規模是相當驚人的。

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財政政策雖然能直接刺激投資，但往往因為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而使其效果打折扣。這里要指出的是，由於特定的體制原因，中國這一時期的財政政策是幾乎沒有「擠出效應」的。

（二）「積極」的貨幣政策作用相當微弱

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啟動，宏觀政策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相關部門看來，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貨膨脹又能防止通貨緊縮的政策，即適中的貨幣政策。但從事後來看，我們的貨幣政策事實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們名義上採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在實際操作時違其原意，即貨幣供應量仍加速增長（積極貨幣政策的最重要表現），相反，我們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期間，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加的並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穩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實的「穩健」；但近些年來我國的M2／GDP越來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後迅速增加，粗略估計當前為2左右，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而且，中國人民銀行從1996年以來八次調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後就有五次。

因此，從這些意義上講，我們的貨幣政策是「積極」的。而貨幣政策的作用無外乎表現在兩個方面，即隨著貨幣供應量的擴大，利率降低，於是居民消費增加，企業投資擴大，但從我國的實踐情況來看，這兩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顯的。主要原因仍應從解釋超額貨幣入手，以下僅從兩方面給以粗略概述。

從貨幣需求的角度看。按凱恩斯的分法，貨幣需求可以分為交易需求、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在一個經濟體中，交易需求的變化是不會很大的，無非是在經濟繁榮時大一點，蕭條時少一點，但並不會相差很大；但在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二者之和與准貨幣相當）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變化，我國的情況即是這樣的。

首先，貨幣的預防需求很大。預防性儲蓄在學界已經有了很多的討論，即處於轉軌時期的中國居民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業、未來養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從而大量儲蓄，邊際消費傾向不斷降低，降息能促進的消費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貨幣投機需求也許最值得我們注意。眾所周知，中國的股市歷來以投機盛行為其最重要特徵，民間的大量貨幣資金湧入股市，參與虛擬經濟活動，於是新增的貨幣就在證券交易保證金賬戶和企業、居民的活期存款賬戶之間來回運動。有學者估計，2001年進入股市的資金占當年M2的比例為26．32％，虛擬經濟對貨幣的吸收可見是非常驚人的。但由於絕大部分資金重於投機而非長遠投資，因此這部分進入股市的資金對實質性的生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僅眾多擁有儲蓄存款的居民參與投機，更嚴重的是許多企業本身也把許多生產性資金投資於股市。我們知道，適度的投機活動固然能活躍股票市場，從而利於實體經濟的發展，但過度的投機只能是一種零和博弈，甚至是負和博弈，它只不過是在投機者中間進行財富再分配的游戲罷了，不但對實質性的物質生產不會有直接的促進作用，還可能有大量的負面影響。

從信貸的角度看，信貸政策一直是緊縮性的。亞洲金融危機給了中國政府足夠的警示，於是央行對各商業銀行的信貸監管驟然嚴格起來，實施了貸款責任制，自此中國出現了信貸緊縮，自1995年金融體系開始出現的「存差」進一步擴大，至2003年已高達49059億元。雖然國有銀行的信貸結構隨著市場化的進程已有所改變，但並非實質性的。只不過是不再給劣等的國有企業放款，但質量好的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資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營企業的貸款依然困難。由於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資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對他們的貸款需求不會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這一特定體制下對投資的刺激作用也不明顯。

從以上兩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銀行信貸卻出現了萎縮，從而大量的資金沉澱在銀行中不能轉化為投資，即我們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最終使「積極」貨幣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從表面上看，中國已幾乎陷入了流動性陷阱。在這時再回頭看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問題，就非常明顯了。由於有大量資金沉澱在銀行體系中不能轉化為有效的投資，那麼增發國債就成為使這些資金通過購買國債而轉化為實際總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徑，國債投資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因此基本上沒有「擠出效應」。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很小的「擠出效應」是在我國特定體制下的扭曲結果。

綜上所述，近七年間，我們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確起到了異常「積極」的作用，對保證特定時期的經濟增長具有非凡的意義；同時，雖然「積極」的貨幣政策並不如意，事後效果非常微弱，但「積極」的貨幣政策無疑為積極財政政策有效發揮作用提供了一個異常寬松的貨幣環境，這也是我國目前特定的國有企業體制和銀行體制下積極財政能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因此，中央決定改變積極的財政政策為穩健的財政政策無疑是明智的，因為過去的財政政策效果明顯，淡出也有利於有效抑制當前出現的局部經濟過熱。而且由於我們國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央行在宏觀調控中使用貨幣政策的作用將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財政政策還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則，經濟很可能導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縮。而這也恐怕是調整為「穩健」而非「緊縮」的真正原因。由此看來，由「積極」變為「穩健」可謂恰到好處。但中國經濟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長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經濟波動，而這種特定體制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能不讓人擔憂。

存在的問題：經濟增長模式仍不夠健康

從前面的詳細分析我們很明顯地能感受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存在的問題，那就是仍屬於「政府主導型」經濟，行政干預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積極宏觀政策才維持住了經濟的增長（其實是穩中有降），這些註定了其增長模式仍不夠健康。

正像有些學者指出的，我們的經濟在1997年以後發生了由資源約束型向需求約束型的轉變，但必須看到，這種進步還是相當有限的，原因在於需求約束還並非市場化的約束，尤其是在投資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貸緊縮而致。且消費需求約束也正是在投資需求約束下形成的，特別是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眾所周知，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經濟告別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費品和耐用品消費如彩電、冰箱、洗衣機等已基本飽和，開始轉向對高檔消費品如汽車和住房等的需求，但這些產品恰恰是市場供給不足的，尤其是個性化不足，而供給不足與信貸緊縮政策直接相關。同時，由於2003年遇上非典，信貸政策突然變得寬鬆起來，這立刻引發了鋼鐵、電力、水泥等原材料行業及房地產業的投資熱潮，直接導致了經濟的局部過熱。但這並非無緣無故的熱，而是多年被壓抑後的集中釋放，是由強烈的消費需求作為推動力量的必然結果。

另一方面，由於積極財政政策導致了大量國債項目上馬，銀行配套貸款大量參與，但這些項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論證得不夠或根本不被考慮。從而使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整體投資質量不能不讓人擔憂。這些效果只能在相當長時間以後才能顯現出來。雖然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但對中國經濟的損害卻可能是長期的。

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雖然有了一定的轉變，但我們現在就來評判其積極意義還為時尚早，相反，在我看來，其存在的問題並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期間，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變得更加嚴重了，其並未從原來的直接干預到間接干預，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預的軌道上，即經濟增長模式不符合改革的進程。這顯然不是進步。因此，我們不應高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進步的速度，必須加緊解決存在的問題，積極推進市場化進程，其中，利率的市場化是最為關鍵的一個。

努力方向：利率市場化最為關鍵

應該說，在市場經濟下干預（調控）經濟也是必須的，這對處於轉軌過程的中國來說更為重要。因此，我國當前不是要不要干預經濟的問題，而是我們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干預方式，即市場化的宏觀調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場化調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們目前特定的體制環境造成了央行在宏觀調控時的被動局面和行政干預的必然性。

在我們的利率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一旦經濟過熱來臨，央行可動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極其有限，很難防止經濟的大幅波動。具體地說，官方利率並不能真實反映市場利率，相當多的時候偏離很大（如民間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們近幾年屢次降息，官方利率顯然大大低於民間利率，而民間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利率，即真實利率，加上緊縮的信貸政策，從而導致大量資金的體外循環）。官方利率與市場利率偏離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對經濟的微調失效，比如兩者相差5個點，那麼你加減0．25或0．5個點是幾乎起不到作用的；這也可以解釋我國的經濟主體在表面上看起來對利率相對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調不起作用就會累積成大的經濟波動，而大的經濟波動來臨時央行更束手無策，因為那些手段用來微調時都不起作用，這時再動用那顯然更微不足道，於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現了，強制叫停項目，把經濟硬是降下來，從而進一步加大了未來的經濟波動。一來，我們的行政力量干預經濟是歷來都存在的，二來，從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預也有必然性，否則經濟會出大問題，這顯然不利於穩定和發展。

利率未市場化和信貸歧視的最嚴重後果之一就是大量資金的體外循環，這不僅相應抬高了中小企業的投資成本，從而壓制了很多本應進行的投資（整體上看，中國的資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這給中國的宏觀調控尤其是給央行調控經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從而使行政力量對經濟的干預一直不能退出，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也就很難有實質性的改變。利率作為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價格之一，我們必須盡快在國內促使其市場化，為央行全面發揮有效的宏觀調控作用創造良好的環境，從而為經濟向更健康的市場化發展模式轉變奠定基礎。可喜的是，目前當局在放開貸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實質性的動作
希望採納

3、2015――2018年我國的貨幣政策

2015-2018年，我國貨幣政策概括說是穩健的貨幣政策。政策實施的幾條主線是加快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繼續加大市場供求決定的力度，增強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穩步推進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健全全國統一聯網管理的跨境資本流動監測體系；落實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方案；繼續鼓勵金融市場創新，完善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政策措施、監管框架和機制，完善金融風險的監測預警和處置體系。

4、2015年人民幣匯率情況怎樣

2016年1月4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了人民幣匯率指數系列的最新數據。2015年12月31日，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100.94，較2014年末升值0.94%；參考BIS貨幣籃子和SDR貨幣籃子的人民幣匯率指數分別為101.71和98.84，分別較2014年末升值1.71%和貶值1.16%。三個人民幣匯率指數一貶兩升，顯示2015年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總體保持了基本穩定。
從全年走勢看，前8個月受美元走強的影響，人民幣有效匯率總體呈現小幅升值態勢，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最高達到105.65，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與市場匯率之間存在一定的偏離。8月11日，人民銀行完善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中間價的形成更加參考外匯市場供求關系。此後，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有所貶值，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匯率也有所貶值，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與市場匯率之間的偏差得到了校正，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回落至101附近徘徊。11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的持續小幅走貶又進一步釋放了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2015年末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和參考BIS貨幣籃子的人民幣匯率指數都大致回到了2014年末的水平。
當前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有條件繼續保持基本穩定。首先，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改革開放向縱深邁進。2015年雖然出口增速有所回落，但出口佔全球市場的份額仍持續提高，前11個月貨物貿易順差高達5391億美元。我國並無必要通過貨幣競爭性貶值刺激出口來穩增長。其次，從外部環境看，各方面關注的美聯儲首次加息在長時間的發酵後，市場反映總體平穩，對2016年美聯儲繼續加息的預期也較為充分，這說明美聯儲加息的影響已在較大程度上被提前消化，下階段美元走勢受多方因素影響有一定不確定性。最後，經濟基本面仍將對人民幣匯率構成長期支撐。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投資持續增長，外匯儲備充裕，金融體系保持穩健，海外投資者配置人民幣資產的需求也將逐步增加，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仍屬強勢貨幣。
進一步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增強匯率雙向浮動彈性，符合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方向。人民幣匯率將更加順應市場供求力量變化，參考一籃子貨幣，有升有貶，雙向浮動。但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幣匯率順應的市場力量是與實體經濟相關的外匯供給和需求，而不是以順周期和加杠桿行為為主要特徵的投機勢力。一些投機勢力試圖炒作人民幣並從中牟利，其交易行為與實體經濟需求無關，不代表真正的市場供求，只會導致人民幣匯率異常波動，向市場發出錯誤的價格信號。面對這些投機勢力，人民銀行有能力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展望2016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將繼續呈現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雙向波動、有彈性的特徵，人民幣匯率政策也將更多承擔起發揮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作用。

5、2015年什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中國經濟「新常態」階段論表明決策層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容忍性顯著提高，「穩增長」的核心目標是為了避免發生大規模的失業和系統性金融風險。在這一前提下，政府工作重心將放在推進市場化改革、加快經濟改革和加速增長方式轉變上。我們預計，決策者們可能下調2015年GDP增速目標，將重心放在結構性改革上。與此同時，會議強調要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政策基調不會發生大幅度變化。為了對抗經濟增長放緩、提升中期增長前景，中央將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發展。中央將穩步推進經濟體系市場化改革和政府職能轉型，打破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在產業發展中的管制和壟斷，促進要素市場化，支持私有經濟發展，推動教育與研究改革、鼓勵人力資本投資，提升要素生產率水平。
貨幣政策方面，央行需要審視「新常態」的階段性含義與特徵，更加長遠且動態的看待金融穩定和系統性風險問題，在加快結構轉型和緩解增長過快下行之間取得平衡。總體來看，受貨幣政策寬松推動，2015年固定資產投資放緩速度可能慢於我們之前預期，但是其他一些因素的負面影響可能超出我們預期，最重要因素是在房地產下行和傳統的采礦、製造業去產能周期中，國內銀行體系可能出現自主性信用收縮。因而，我們依然維持之前的經濟預測，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將由2014年15.5%降至2015年的12.5%-13.5%，GDP同比增速由2014年的7.2%回落至2015年的6.7%-6.9%。

6、論述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因素有哪些

貨幣政策效應是指貨幣政策的實施對社會經濟活動產生的影響，包括貨幣政策的數量效應和時間效應。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因素有：
1、貨幣政策時滯：從需要制定政策，到這一政策最終獲得主要的或全部的政策效果所需的時間；
2、貨幣流通速度；
3、微觀主體預期的抵消作用。

溫馨提示：以上內容僅供參考。
應答時間：2022-01-30，最新業務變化請以平安銀行官網公布為准。

7、2015中國實行了哪些穩健的貨幣政策

2015年貨幣政策操復作從以下幾方制面著力：一是繼續豐富工具箱，完善工具儲備。繼續加強對國際流行政策工具的研究，並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進行本土化，不斷豐富和增加工具籃，並對這些工具進行組合和運用。根據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需要，靈活搭配、合理創新。

二是不斷創新工具組合。要進一步研究歸納各類工具特徵，不斷完善工具箱中長期、中期、短期品種；精準把握工具操作量、發力方向和節奏。認真探索並思考為了解決什麼問題而採用什麼工具這一問題。同時，積極完善一套非常規的貨幣操作機制，以應對宏觀條件的不確定性變化。

三是繼續堅持定向調控的思路。在轉方式、調結構的過程中，應發揮貨幣當局更大的主動性，積極引導資金流向，繼續堅持定向調控，引導金融機構盤活存量、用好增量，增加對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進一步完善差別准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加大宏觀審慎政策參數調整力度。適度增加貸款進度彈性，引導金融機構根據實際需求和季節性規律合理把握貸款投放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