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禮品篇

1、禮記,禮運大同篇全文

原文：

昔者仲尼與於蠟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餚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譯文：

「大道實行的時代，天下是屬於公眾的。選拔道德高尚的人，推舉有才能的人。講求信用，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使它達到和睦。因此人們不只是敬愛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愛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得到善終，青壯年人充分施展其才能，少年兒童有使他們成長的條件和措施。

老而無妻者、老而無夫者、少而無父者、老而無子者、殘廢患病的人都有供養他們的措施（獨：老而無子的人）。男人有職份（分：職分，職事），女人有夫家（歸：出嫁，這里指夫家）。財物，人們厭惡它被扔在地上（即厭惡隨便拋棄財物），但不一定都藏在自己家裡。

力氣，人們恨它不從自己身上使出來（即都想出力氣）（身：自身），但不一定是為了自己。因此奸詐之心都閉塞而不產生（謀：謀慮，這里指起壞心），盜竊、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會出現，因此不必從外面把門關上。是高度太平、團結的局面。」

「如今大道已經消失不見，天下成為私家的（為家：成為私家的）。人們只敬愛自己的父母，只疼愛自己的子女，對待財務和出力都是為了自己：天子諸侯把父子相傳、兄弟相傳作為禮制。城外護城河作為防守設施。

禮義作為准則：用（禮義）擺正君臣的關系，使父子關系純厚，使兄弟關系和睦，使夫妻關系和諧，用（禮義）來建立制度，來建立土地戶籍制度，按照（禮義）把有勇有謀的人當作賢者，按照禮義把為自己看作有功。

因此奸詐之心由此產生（謀：謀慮，指壞心），戰亂也由此興起。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因此成為三代諸王中的傑出人物，（是按照禮義）從中選拔出來的。這六位傑出人物，在禮義上沒有不認真對待的（謹：謹慎，認真）。

以禮義表彰他們做對了事（著：這里用作使動，使之顯著，表彰）（其：指百姓），用禮義成全他們講信用的事（考：成全），（用禮來）揭露他們有過錯的事，把仁愛定為法式，提倡禮讓（刑：法式。後來寫作『型』。責里用作意動，即『以為法式』）。

用禮義指示人們要遵循固定的規范（示民有常：『以示民有常』的省略。示：指示。常：不變的，這里指規定）。如果有不遵循禮義的人（由：依照，遵循），在位的就會被罷免（執：勢力，權利，後來寫作『勢』），老百姓把這（不按「禮」行事）當作禍害。

這可以稱為小小的安定（小康：小安。和『大同』相對而言。康：安康，安定）。」言偃又問道：「象這樣急需禮嗎？」孔子說：「這禮，先王以之繼承天道，以之治理人的感情。所以，失於禮的會死，得到禮的可以生。

詩經上說：『看那老鼠都有身體，而人卻沒有禮，做為人而沒有禮，為什麼不快死了？』所以，禮，一定要本於天，合於地，分列於鬼神，通達於喪禮、祭禮、射禮、冠禮、婚禮、朝會、聘禮等事項。所以，聖人用禮來指示人民，所以天下國家可得以匡正。」

(1)禮記禮品篇擴展資料：

「大同」與「小康」，出自《禮記》中的《禮運》篇，是中國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重要源頭。大同的背景是「大道之行」，小康的背景是「大道既隱」。我以為，大同是理想社會的自然圖景；小康是非理想社會的有效治理。

《禮運》是《禮記》中的第九篇，據說寫於戰國末年或秦漢之際，是儒學學者用假託孔子答問的形式展開論述的。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幾句話是對大同社會的高度概括。

然後講了泛愛，「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講了老年、壯年、幼年各有所託，講了「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講了男女各歸其位，講了人盡其能，物盡其用，講了社會誠信和安寧。

《禮運》講小康，與「大同」的「大道之行」相對應，即「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在此背景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他們恪守禮制，是謂小康。

孔子所說的「大同」和「小康」的時代界線，似乎是清楚的，又似乎是模糊的。他在講「大同」時，講了「三代之英」，人們理解為夏商周三朝，而在說「小康」時，又講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實際上也是夏商周。

結合前後文理解，孔子在講收集文獻之難時，講到為了「觀夏道」而去杞國，為了「觀殷道」而去了宋國，這里只涉及到夏和殷商，並沒有涉及周。可以理解為「大同」至少在周之前。而他所講的「小康」，則是文、武、成王、周公的時代。

孔子所說的「大道」，實際上是說的「禮」。「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我理解，孔子所重視的禮是政治秩序、倫理秩序、或許還包括法律秩序。

孔子推崇周禮，實際上是周總結和傳承之前朝代之「禮」，包括孔子直接通過夏商有限遺存了解到的「禮」。這個「禮」應該是氏族原始社會流傳下來的秩序，進入奴隸社會後，私有制出現了，原有的格局被打破了。因此，既要有理想社會的追求，又要面對非理想社會的實際，實施有效治理。

《禮運》透過「大同」「小康」傳達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在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中產生了深遠影響，以近現代為例，馬克思主義最早在中國傳播時，是以「大同學」的面目出現的。這一方面說明需要藉助中國的文化符號。

另一方面也說明與中國人的理想追求一定程度地相契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使用了「小康」的概念，作為發展的階段性目標。只是內容內涵有很大的不同。

2、《禮記.禮運篇》

講的是夏朝的事
我覺得從「天下為公」可以看出來